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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深阅读】包政带您读经典——管理是一门学科  

2014-05-21 21:48:04|  分类: 管理知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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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深阅读】包政带您读经典——管理是一门学科

2014-05-12包政管理智慧

本次包政先生带您读的是德鲁克的《管理:使命、责任、实务》。本书出版于1974年,出版时即以英、德、日三种文字同时发行,以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,受到各国管理界人士的普遍重视。在德鲁克的全部管理学著作中,这本书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最为丰厚,不仅被认为是德鲁克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,而且也被人们誉为管理学的“圣经”和“百科全书”。

管理是一门学科

经常被人问起,如何才能弄明白“管理学”?本人的经验或建议是,读德鲁克的《管理――使命、责任、实践》(1974年)。至于如何才能读懂《管理》?没有更好的办法,只能多读几遍,并且带着问题,随时翻阅。《管理》是一本经典之作,是管理学科的奠基之作,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用心体会。

德鲁克撰写《管理》的目的,是要建立一门学科,一门管理学科,一门“经世济民”的学科。这原本是“经济学”的任务,现在已经历史地落到了“管理学”的肩上。德鲁克认为,现代社会的前途系于“管理”,系于组织机构在管理上的有效性。依靠管理的功能,维系组织机体的存在,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,这是历史赋予“管理”的一项任务,赋予“管理学”的一项使命。也只有管理、以及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,才能处理复杂的组织过程,确保现代组织机构和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。德鲁克认为,战后的25年,一股管理热潮席卷了全球,这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个事件。这个事件意味着“管理”正成为现代组织机构不可或缺的“功能”;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而伴随我们左右。“组织和管理”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命题。

在人们的观念中,应该是由“经济学”来承担这项使命和任务。所谓“经济学”,顾名思义,就是一门“经世济民”的学问。现代经济学发端于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17231790),他的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(即《国富论》,1776年),奠定了经济学科的基础,开启了工业化、进而现代社会的大门,让世人倍感震惊或智力上的启迪。后来的经济学,主要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,在追求“科学理性”和“学术规范”的过程中,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理论形态;却舍去了人类社会中最关键的命题,即“组织与人”。偏离了亚当·斯密的轨道,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初衷。

亚当·斯密的伟大,在于他能够贴近社会实践,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图景,以及图景中的关键命题,即揭示了财富的本质。他认为真正的财富是“物质财富”,是可供人们消费的物质或商品,而不是重商主义认定的“贵金属货币”。物质财富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,而不是通过单纯的商业贸易或交换获得的。扩大国民财富的关键是,在商品交换基础上,深化劳动分工,提高生产效率。这就是古典经济学著名的“分工理论”的来源。自亚当·斯密之后,西方世界在“分工理论”的指导下,展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,包括专业化分工,继而动力、机器和技术的应用,以及资本的集聚和集中,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,加速了财富的创造。反过来,推动着企业或组织之间“社会分工体系”的深化,以及企业内部“劳动分工体系”的深化

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,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,即“企业组织”。经济学要想占据指导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,成为“管理学”的理论基础,必须在“分工理论”的基础上,建立相应的“组织理论”。“企业组织”是连接“社会和资源”的中间环节;按照德鲁克的说法,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,既服务于社会,又服务于人。社会资源的配置,是在“组织实体”中进行的;通过企业组织的有效运作或管理,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,创造物质财富。可是,亚当·斯密认为,“企业组织”只是人们追求生产效率的一种结果。这是一个含糊其辞的错误论断,导致“经济学”和“管理学”产生分歧,也导致古典经济学的终结。

马歇尔(AlfredMarshall18421924)是终结者,他主张通过专业化分工、扩大规模,提高效率,来创造财富。强调“分工、专业化、规模经济或资源配置方式”在财富创造中的绝对作用。进而,创造了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,即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,来调解供求关系,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、流量和流速,实现资源在“生产者之间”的合理配置。这本身并没有错,马歇尔的错误,在于他没有把“企业组织”当作一个“功能实体”,在于他虚化了“企业组织”的存在;无视“企业组织及其管理”在培养人才,传授知识和技能,深化分工协作体系、协调人际关系和系统创新等方面,对物质财富创造的作用。而在马歇尔那里,“企业组织”是抽象的,抽象掉了“组织与人”的存在形式和内容;企业组织被定义为一种“协调机制”,一种在“思维观念”上存在着的空泛概念,或者是一种资源要素;与“土地、劳动力和资本”等资源要素配置在一起,发挥协调的作用。按照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的观点,管理的协调功能,必须以组织实体为平台;管理作为一种组织的力量,必须依托组织实体,对各种活动及关系进行协调,并使之与环境相适应。

由于马歇尔在分工理论上的发展,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导,使主流经济学在观念上摆脱了“组织实体”的约束,摆脱了社会实践的约束。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“独善其身”的自由意志行事;把“企业组织”抽象为“生产者”,把“组织中的人”抽象为“劳动或劳动力”或可按照“薪酬计价”的劳动力。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研究重心,移向“资源配置”领域,并按照西方科学研究的标准或规范,导入数学分析的方法,进行逻辑实证研究;使经济学的外观形态,变得很像自然科学甚至数学,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、规范而不容置疑。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英国的罗宾斯,对此感到满意,明确限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,即按照人们的目的,把“给定的资源”配置在不同的用途上;并断言这是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问题(L. Robbins1935)。然而,在那些关注社会命运的学者看来,在博尔丁(KennethBoulding)看来,主流经济学已经蜕变成为一门“见物不见人”的“纯学问”,不关心人的社会行为,只关心商品的交易行为。可以说,经济学因无法发展“组织理论”,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,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。

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,企业是客观存在的实体。按照科斯(英文人名、生卒年份?)的观点,如果市场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,企业就没有必要存在。因此,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,依靠管理实现组织内资源的有效配置。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,社会再生产循环并不是在“生产者”之间进行的,而是在“企业组织”之间进行的。社会资源实际上控制在企业或企业家,以及经理人员手里。萨伊(J.B.Say17671832)和熊彼得(英文人名、生卒年份?)认为,企业家的有组织努力,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关键环节,是财富创造的关键环节。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来源于组织,来源于组织起来的力量,来源于企业家的组织管理才干和系统创新能力。

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,“管理学”强调分工理论中更为本质的命题,强调“组织的功能”,强调“企业组织”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。管理学家钱德勒(英文人名、出书年份?)的研究表明,企业的效率,是创造财富的源泉。企业效率来源于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“协同”,来源于管理的有效性,而不单纯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方式或专业化分工。“协同”涉及到人的主观意愿、自由意志和情感诉求,这是企业组织存在的理由,是企业组织的本质特征。换言之,“协同”必须靠管理,“有效协同”则是“管理”的核心命题。依靠管理实现有效协同,是组织或组织起来的力量源泉,是财富创造的内在秘密。为此,钱德勒把自己的理论,冠名为“看得见的手”,以强调管理功能的重要性,强调建立管理学科、去指导社会实践的必要性。

德鲁克从年轻的时候起,就一直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。很早就意识到经济学无法承担起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。著有《经济人的终结》(1939年)和《工业人的未来》(1942年),以表达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“非经济学”主张。也就是这个时候,德鲁克开始意识到“组织理论”的缺失,意识到“组织理论”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“组成部分”;由于这个部分“画面”的缺失,使我们无法在思维中形成一幅完整的图像,并已经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。

德鲁克意识到正在迅速改变着的社会,需要一种贴近现实的“组织理论”,而他的“非经济学”或“政治社会学”主张,也必须找到落脚点,落实到社会的组织机构的形态上。他选择了“企业”作为研究对象,决心从企业组织的内部展开研究,这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。德鲁克在那里进行了18个月的研究,写成《公司的概念》(1946年),形成了具有“社会学特征”的“现代组织理论”。从此,管理学科有了自己的基础理论,有了“组织与人”的理论,有了内在的统一性。所以,德鲁克曾非常自信地说,自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,自己也成不了一个经济学家。言下之意,他要创立一门“非经济学”理论。

现代组织理论的概念,并非德鲁克的首创或自创。在他着手研究“企业组织”之前,象巴纳德、穆尼和蒂德这些人的著作,都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组织理论,丰富了有关“组织的性质”或“公司的概念”的组织理论。具有完整形态的“组织理论”,首先出自巴纳德(C.I. Barnard18861961)之手,这就是他的《经理人员的职能》(1938年)。尽管德鲁克自称以写作为生,说巴纳德是业余要好;但是巴纳德生于一个有哲学背景的家庭,他的组织理论具有“哲学特征”,是传世之作。

巴纳德认为“组织理论”是一门揭示“组织内协同”规律或原则的学问,这是“管理学”不同于“经济学”的根本分歧所在。“组织理论”的核心内容是,有关“协同”的性质、条件和内在机理。认为组织是人们寻求合作的一个自然的结果;人们为了突破个人在“资源和能力”上的限制,追求更好或更高的目标,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合作的途径,建立协同关系。当这种协同关系有了“共同的目标”和“社会性规则”时,协同关系就逐渐稳定下来,转变为稳定的协同体系,这就是“正式组织”。

巴纳德把“组织”定义为“人的协同行为关系”。认为如果个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,实现自己的目标、满足个人的欲望或动机,就不需要借助于组织的力量;协同就不会发生,组织也就不会产生。由于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,而欲望却是无限的,欲望是有生命的;因此,寻求与他人合作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,协同机会和组织行为就成为常态。一个组织要想存在下去,需要建立相应的条件,包括共同的目标、贡献的意愿和信息的沟通;并依靠“社会性规范”,去协调或维持组织成员之间的协同行为和协同的关系。如果协同不存在了,组织也就瓦解了。建立社会性规范,依靠社会性规范去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,是管理的任务,是经理人的职能。可见组织理论和管理实践是分不开的,两者构成一门完整的管理学科。组织理论为管理实践,为管理政策、制度、结构、方法、途径和行为规范的确定,提供依据和基础,提供思想、观点和原则。

西蒙看到了巴纳德理论的价值,应用经济学的学术规范,对巴纳德的“组织理论”进行了改造,确立了具有“经济学特征”的组织理论。这就是西蒙《管理行为》(H.A.Simon1948),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推崇,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,其待遇如科斯的《企业的性质》一文(1937年)。似乎经济学界也感到了社会实践的压力,意识到缺少“组织理论”,经济学科是不完整的。可是科斯和西蒙毕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,甚至不是经济学家。最重要的是,科斯和西蒙所揭示的“组织存在的规律”,实质上是“组织存在的原则”、“组织存在的条件”,甚至是“组织存在的理由”;这种“原则、条件或理由”存在于组织成员的心灵之中,最终需要持续的“管理过程”才能得以建立或维持。西蒙的著作《管理行为》有一个副标题,“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”,以表明他对组织的基本理解,即组织力量,一个组织区别于另一个组织的力量的来源,不只是“资源配置的方式”,更重要的是依靠管理行为,使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所做出的真心实意的承诺。

西蒙认为,生命的法则是“均衡”,是保持生命体的内在平衡。维持一个组织的生命,关键是保持“价值和贡献”的均衡。包括组织向员工提供“价值”,提供地位、权力、资源、信息、机会、名誉和报酬收入;员工为组织做出“贡献”,贡献出绩效、知识、经验、技术、方法、热情、信念、智慧和思想观念。“价值”来源于组织目标的实现,“贡献”来源于员工目标的实现,来源于员工的利益动机和情感动机的满足。保持“价值和贡献”的均衡,就能维持组织的存在。后来,人们把这思想概括为“价值创造、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”,并认为这是企业组织中的核心命题。

保持组织均衡的关键是,确立并实现共同的目标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现在的问题是,如何确立和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?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因为,我们无法基于“事实”、只能基于“价值”,对有关“企业命运的整体目标”做出选择;而组织的每个成员有着各自的“价值立场”。共同的目标,需要共同的决策前提,需要共同决策的“价值前提”。换言之,组织成员只能依据共同的“价值前提”,做出共同的目标选择,并愿意为共同目标做出承诺和做出贡献。离开了共同的价值前提,组织成员无法达成共识,无法真心实意做出承诺为共同目标作贡献,组织随之失去力量,表现为管理的脆弱。建立“价值前提”需要时间和过程,需要管理者的介入,需要管理行为的介入。只有经过管理阶层的持续努力,才能逐渐发育出共同决策的“价值前提”,才能使一个组织形成真正的内在力量。

德鲁克承认以往有关“组织实体”性质、结构和内在机理的理论,主要是指巴纳德的思想。然而,德鲁克本质上是一个关注“社会实践问题”的理论家,并且具有像亚当·斯密揭示“财富的本质”那样的思维力。他能够并有兴趣从纷杂的现象中,发现关键命题,形成核心概念,即通过揭示“组织的本质及其管理”,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。他发现,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,所谓“机构型社会”;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各类组织机构之间进行的,所谓“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”。现代组织是由“全体成员”共同构成的,所谓“员工型社会”;组织成员就是社会成员,组织就是社会中的“一个社区”。

与以往组织理论不同,德鲁克主张“组织”不仅要服务于人,建立和维护内部的协同关系;“组织”还必须服务于社会,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。因此,如同一个组织的“共同目标”,不是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简单加总一样,社会共同的目标也不是各类组织机构目标的简单加总。如同一个组织共同目标的确立一样,社会的共同目标的确立,也不是基于事实的,而是基于价值的。当一个组织在确立共同目标的时候,必须承担起经济成果上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,一个百年企业,往往是一个道义集团,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集团。后来德鲁克在《管理》中表达的最重要的管理内涵,即企业的使命;借助于“确立组织使命”这个管理环节,去处理社会、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内在“对立统一”关系;去处理绩效目标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。

一个组织的存在价值和理由,如同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和理由一样,是由为谁作多大贡献决定的,组织的共同目标必须满足于经济贡献和社会责任上的要求,否则,组织就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和理由。这种来自于社会及相关组织机构的责任,是先于任何一个组织而客观存在的,组织可以对此做出选择,而不可以忽略。组织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器官,组织的功能和表现,必须受到社会机体的约束并满足于社会机体的客观要求,必须按照社会的需要组织起来。至少每一个组织机构必须回答,要使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,应该做些什么,应该有怎样的表现,应该做出何种贡献?

从这个意义上说,代表社会机体存在的典型组织机构,即工商企业,是先验的,是应社会的需要而生;不能只关心利润,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;利润是企业组织发挥社会功能、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。不能把企业目的定义为“利润最大化”,把公司的性质或概念,理解为“生产者”或“经营者”。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,理解为社会组织或社区的管理者。德鲁克特别强调应该把现在的“商学院”更名为“管理学院”,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。强调管理的对象是,员工的成长、组织的机能、企业的价值,或事业的基础;而不是商务、交易或买卖。按照德鲁克的话说,公司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或工作中的人之间的协同关系。

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不可能直接参与“整个社会”的活动,以及直接处理整个社会的诸多复杂关系。因此,一个组织能否把社会责任落到实处,转变为组织的行为,发挥组织的社会功能,关键在于把组织中的人或工作者,当作组织的一个成员,当作一个职工,而不是劳动力或雇工。并按照一个社会的基本信仰和道德准则,把组织成员组织起来,使组织成员能够依托各自服务的组织机构,获得社会的身份和地位,履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,发挥个人的才干,提升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感。只有通过这个过程,一个组织才能为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和人们的生活品质作贡献,使社会责任落到实处。

以往大规模生产的“组织和管理”实践告诉我们,忽略组织的这个基本性质,忽略工作者的存在,使每一个“工作中的人”不知道工作的意义,更不清楚自己的社会价值。使他们在丧失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的依托之后,失去了归属感,无法通过企业组织而融入社会,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。相反,他们被边缘化了,成了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,被安置在只注重效率且毫无人性的机器中,丧失了做人的尊严。结果使他们无意为企业组织目标承担责任,也无法为社会承担责任;相反,导致产业社会内部大规模的冲突,动摇了人们的生活信念,引发整个社会的全面危机。

德鲁克确信自己的组织理论是有价值的,为了把《公司的概念》中的理论思想和价值主张,落到组织形态上去,转化为组织的管理实践,他进行了长达30年的努力,包括对以往管理实践经验和知识的总结,写成《管理》巨著。《管理》的问世,表明德鲁克已经完成了对社会问题的系统思考,他心目中一个和谐的“政治、经济和社会”图像已经表达出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德鲁克的《管理》,是构建在社会发展的蓝图之上的,至少可以说,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之上的。《管理》的问世,也表明德鲁克已经把组织理论融合到更为系统的“管理学科”之中,使管理学领域,包括管理的方法、手段和技术,以及有关“技术、经济、财务和商务知识”融合在一起,获得了“统一性”,获得在“组织理论”规范下的“统一性”。他所奠基的管理学科、及其管理知识范畴,应该说更加接近管理世界的真相,更加合乎现代组织的发展趋势,更加具有指导“现实和未来”社会实践的意义。

尽管“组织理论”作为一段历史,其外在的“理论形态”已经消失,消失在管理学科的背景之中;然而“组织理论”揭示的基本命题始终没有消失,包括组织的性质或概念。在《公司的概念》出版后40年,德鲁克说,该书中提出的“组织命题”始终存在,而表达这些组织基本命题的“管理内容”发生了很大变化,管理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。所以有人说,“现实管理”中的命题,绝大多数伴随着“现代组织”而产生,管理没有新命题。据此可以推论,了解管理学科形成过程中的“组织理论”,掌握有关“组织的基本命题”以及思想、方法和原则,是掌握管理学科的关键,是打开管理学科大门的钥匙。离开了组织理论的基本思维,在我们的头脑中形不成一幅完整的“管理世界”图像。不妨借用孔茨“管理学丛林”的概念,来表达学习管理理论的实际困惑。即离开了“组织理论”的指引,管理学的景象会显得杂乱无章;进入管理学领域,犹如进入丛林冒险,能否学会,全凭运气。

德鲁克建立“组织理论”的最终目的,是要建立一门“管理学科”。在他的思维中,组织作为一个“能动的机体”,其的本质特征在于管理的功能,所谓“管理是组织的一个器官”。认为“管理”如同人体中的器官,主导着组织“功能系统”的运行,比如心脏这个器官,主导着血液循环系统的运行,从而,维持着组织机体的生命,也支持着组织机体的能力和外在表现。管理对一个组织是不可或缺的,决定着一个组织的有效运行,决定着一个组织对社会、对相关组织机构作贡献的实际能力和外在表现。《管理》要展示的是,如何把组织理论应用于管理实践中去,如何把组织理论中提出的基本组织原则,转变为管理阶层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,使管理行为,包括使命愿景、战略目标、责权结构、计划预算、考核激励和行为规范,合乎社会的发展,合乎组织和成员的根本利益。

德鲁克很清楚,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还很年轻,只能算作一门“新兴学科”,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正等着人们去探索。然而,理论界似乎对此存有疑虑,按照理论科学的标准,管理学还算不上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,许多知识并未得到科学的检验,充其量只能算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。也许是这个原因,人们习惯上把德鲁克归入“经验管理学派”。这是德鲁克非常担心的事情,担心人们忽略《管理》及管理学科的实际地位、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。他一再强调,《管理》中的系统知识和管理技术是有效的,已经得到了管理实践的证明,以及管理专业人士的肯定。

西方人经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之后,转向对科学理性或数量理性的崇敬,科学及科研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。主张依靠“理性方法”获取新知识,否认依据“个性权威”获取知识;这对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都是一种挑战。在西方人的观念中,任何一门学科都要合乎科学的标准或规范,而西人科学观是十分苛刻的,相信真理或正确的知识,源于方法的科学性或严谨性。以至于有人把“科学”定义为一种方法甚或一种数学方法,一种学习和理解客观事物真相(是什么)和成因(为什么)的方法或数学模型。不过,伟大的哲学家罗素(BertrandRussell)有不同的观点,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的范畴,而心灵思辨所感兴趣的一切,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。

管理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;管理世界是人们自由创新意志的产物;管理世界的真实图像,是由人际行为关系构成的;管理世界的秩序和效率,涉及数量理性、道德理性和制度理性。我们不可能单纯用“逻辑实证的方法”或数学,去求证管理世界的真相及其成因。相反,管理世界的统一性及其内在演变的规律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成员乃至社会成员,在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上的一致性。因此,管理作为一门学科,重要的不是知识的“获取”或知识获取的“方法”,而是“知识的内容”,以及有多少人相信“这些知识”,相信并认真履行“这些知识”中包含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。而正确的知识只能源于实践,源于那些真正能够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组织和组织者,源于他们的伟大实践。

德鲁克认为,管理不仅改变着组织状态,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心灵世界。管理世界的理想图像,是靠管理者的良知(理性知识)、良心(使命信仰)和良策(道德智慧)积极引导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管理是一种实践,而不是一门科学。德鲁克坚信,任何组织只能在全体成员的精神境界范围内成长,管理当局的首要任务就是,帮助组织成员不断提高精神境界。管理的有效性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阶层的品格和才能,以及对自己所在社会文化和道德信仰的理解。德鲁克并不认为管理学科的完善可以脱离鲜活的管理实践,借用歌德的话,理论是灰色的,生命之树常青。德鲁克希望现实中的管理者,能够真正承担起社会的责任,在理解现代社会、组织和管理的基础上展开实践,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展开管理实践,为管理学科的建设作贡献。(注:本文为《管理智慧》原创首发,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、文章来源、微信号管理智慧、IDshzb2010。谢谢!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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